Collotype Handscroll of One Hundred Horses: A Comparative Study

By Huang QiushiFounder of Ai You BrandThis i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a rare collotype handscroll of One Hundred Horses.I provide four comparison pictures: full view, details, imperial seal, hidden mark and mounting texture.All evidence shows this is a special edition for official reward, not a common commercial print.For academic discussion only, not for sale.All photos are taken by myself; reference images from public domain of National Palace Museum Taipei.

从珂罗版赏赐孤本到历史标本：延光室《百骏图》手卷的物质文化史研究
作者：黄秋实
爱优（AI YOU）品牌创始人
摘要
延光室作为民国时期最早从事清宫内府藏画拍摄与珂罗版印刷的出版机构，在中国书画复制史上具有开创性地位。由于创办人佟济煦后期追随溥仪任职伪满洲国的政治选择，延光室及其产品长期处于学术研究的边缘地带，形成显著的知识断裂。本文以一件罕见的 2.95m 手卷形制延光室珂罗版《百骏图》赏赐孤本为中心，综合版本学、技术史与物质文化史方法，结合新京师道训练所的殖民教育背景与文物赏赐制度，对其物质形态、版本归属与流传脉络进行系统考辨。研究确认：延光室《百骏图》存在明确的 “流通轨” 与 “赏赐轨” 双轨制，流通轨为 1928 年批量印刷的 8 开散页标准商品本，明码标价 12 元面向市场；赏赐轨为利用早期底版定制的手卷 / 长卷特殊版（赏赐孤本），无版权标识，仅供宫廷赏赐，不标价、不流通。本文所涉手卷即属于赏赐轨赏赐孤本，以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郎世宁《百骏图》绢本真迹为母本，经延光室珂罗版工艺直接复制，画面内容与真迹 1:1 复刻；其 2.95m 手卷装帧、黑白色调印刷、无 “延光室制” 版权标识的特征，与 1928 年刊行的 8 开标准商品本形成明确区别，为延光室专为宫廷赏赐定制的罕见版本。手卷所钤 “嘉庆御览之宝” 藏印，与台北故宫藏真迹上的同枚鉴藏印印文、形制、钤盖位置完全一致，确证其母本源自清宫内府旧藏。该手卷的流传可梳理为清宫旧藏 — 延光室复制 — 伪满皇宫赏赐 — 新京师道训练所转赠 — 义县小学教员获赠的完整链条（此链条尚缺乏直接文字档案佐证，需结合更多史料进一步考证），将郎世宁的宫廷艺术、延光室的民国印刷技术、伪满的殖民教育制度与文化笼络策略，在物质层面交汇为一件不可复制的历史标本。本文旨在突破传统书画史以 “原作” 为中心的范式，彻底跳出经济价值评判框架，从 “社会生命” 视角解读该赏赐孤本的价值，揭示其作为伪满文化笼络工具的历史意涵，填补相关研究空白。
关键词：延光室；珂罗版；物质文化史；《百骏图》；赏赐孤本；特制本；佟济煦；伪满洲国；新京师道训练所
一、引言
1.1 问题缘起
郎世宁《百骏图》卷，绢本设色，纵 94.5 厘米、横 776.2 厘米，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为清代中西合璧画风的典范之作。此画自雍正六年（1728）完成后，即深藏清宫内府，经乾隆、嘉庆两朝鉴藏，外界难得一见。20 世纪初，摄影术与珂罗版印刷术传入中国，清宫书画开始以复制品形式进入公众视野，打破了内府典藏的垄断格局。其中，延光室于 1920 年代以珂罗版技术印行的《百骏图》，以 “毫发毕现、逼真传神” 的复制品质，成为彼时书画界与收藏界的珍品，且形成清晰的 “流通轨” 与 “赏赐轨” 双轨制生产与流通体系，明确区分标准商品与赏赐孤本。
延光室《百骏图》的双轨制具体表现为：其一，流通轨，即 1928 年批量印刷的 8 开散页标准商品本，明码标价大洋十二元，面向市场流通，主要服务于民间藏家、学者及书画爱好者；据 2024 年孔夫子旧书网交易数据显示，该版本散页单张市价约 3000 元，可作为其市场价值的客观参照，需明确说明，此 12 元标价仅适用于该标准商品本，与赏赐轨产品无任何关联。其二，赏赐轨，即利用 1922-1924 年拍摄的早期玻璃底版定制的手卷 / 长卷特殊版。此类版本无 “延光室制” 版权标识，不标价、不流通，从实物特征与流转线索推断，其主要用途为溥仪小朝廷及伪满皇宫的政治赏赐，同时不排除用于溥仪自藏赏玩、少量赠予近臣等其他宫廷相关用途。本文所研究的 2.95m 手卷即属于此类赏赐孤本，其价值不在于经济层面，而在于 “赏赐” 行为本身蕴含的政治意涵。清室遗老陈宝琛为 1928 年 8 开标准商品本题签，学者赵世骏撰书影印说明，均印证了该商品本复制水准的权威性；而赏赐孤本虽无此类题签与说明，但其手卷装帧、无版权标识的特征，更贴合宫廷赏赐及自藏的使用场景与定位。
延光室及其创办人佟济煦却因历史变迁长期湮没不彰。佟济煦（1884-1943），满洲镶黄旗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中秀才，后入新式学堂习西学，兼通中西文化，在北京前门外廊坊头条开设 “华光” 照相馆，系统掌握了当时先进的摄影与珂罗版制版技术。民国初年，他创立的延光室，是中国最早专门从事清宫内府藏画拍摄及影印的出版机构，核心优势在于依托旗人身份获得的内府藏画拍摄权。1924 年，佟济煦应召进入溥仪小朝廷内务府任职，为恪守 “公私分明” 原则，延光室停止拍摄内府新藏书画，仅利用既有玻璃底版开展相片洗印、珂罗版印刷及出版等后期业务 —— 这一业务分界，也成为延光室双轨制产品的重要时间节点，赏赐孤本多利用 1924 年前拍摄的早期底版定制，标准商品本则是 1924 年后批量印刷的产物。
1932 年伪满洲国成立后，佟济煦随溥仪北上长春，历任内务处警务处长、宫内府警卫处处长兼护军总队长、近侍处处长等职，深度参与傀儡政权运作。其个人命运，折射出近代中国 “遗民” 群体在时代变局中的两难选择；而延光室的早期文化贡献，也因创办人的政治选择，在抗战后的主流历史叙事中逐渐 “失声”，形成严重的学术研究断档。
本文以这件民间所藏延光室珂罗版《百骏图》2.95m 手卷赏赐孤本为核心实物材料，结合伪满新京师道训练所档案史料、藏品后人提供的口述史线索（义县小学教员赴新京中央师道训练所培训、晋升教谕时获赠该手卷），通过物质形态考辨、技术工艺分析与历史语境还原，定位其在延光室《百骏图》双轨制版本谱系中的位置，彻底跳出经济价值评判框架，从 “社会生命” 视角解读其作为政治赏赐工具的历史意涵，揭示其作为 “历史标本” 的多重文化价值。本研究既是对延光室出版史的知识考古，亦是对近代中国 “历史遗民” 群体身份、伪满殖民文化策略与文物流散路径的微观透视，以期填补相关研究空白。
1.2 研究现状与研究空白
目前学界对延光室的专门研究极为有限，相关成果多散见于出版史、印刷史的零星论述中。叶至善《延光 —— 最早影印内府藏本历代名人书画的出版社》（《出版史料》2010 年第 2 期）是少数直接聚焦该机构的论文，系统梳理了延光室的创办经过、核心业务及出版概况，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基础文献支撑，但未涉及具体版本辨析，更未关注到延光室《百骏图》“流通轨” 与 “赏赐轨” 的双轨制特征，未明确区分标准商品本与赏赐孤本，也未解读赏赐孤本的政治意涵与历史价值。百度百科等网络平台的 “延光室”“佟济煦” 词条，内容简略且存在史实错误与概念混淆，尤以将延光室早期 “银盐照片版” 与后期 “珂罗版” 混为一谈、将赏赐孤本与标准商品本不加区分最为突出，误导了学界与收藏界认知。
拍卖市场与民间收藏领域中，延光室珂罗版《百骏图》散页时有出现，多为 1928 年刊行的 8 开册页或散页标准商品本，2.95m 手卷装帧的赏赐孤本极为罕见，迄今未见专门学术研究与版本考辨。在溥仪研究与清宫文物流散领域，学界对溥仪 1922 年起以 “赏溥杰” 名义盗运出宫的书画古籍已有系统梳理，但对随溥仪北上长春的 “宫廷复制品”—— 尤其是珂罗版赏赐孤本 —— 关注严重不足，更未将此类文物与伪满殖民教育体系、文化赏赐制度建立关联。这一研究盲区，导致延光室双轨制产品的流传脉络难以与溥仪个人生命史、伪满殖民统治史有效对接，珂罗版赏赐孤本的历史价值也被严重低估，此为本文重点补苴的研究环节。
1.3 研究方法与核心概念
本文综合运用三种研究方法，形成互补印证体系：其一，版本学方法，聚焦珂罗版《百骏图》的版别辨析、防伪特征鉴定与版式比对，重点区分 “流通轨标准商品本” 与 “赏赐轨赏赐孤本” 的核心差异，通过实物细节考证其版本归属；其二，技术史方法，系统考释珂罗版印刷工艺的材料特性、操作流程，厘清延光室珂罗版与银盐照片版的技术差异，还原其复制工艺的时代特征，进而解读赏赐孤本与标准商品本在工艺上的共性与差异；其三，物质文化史方法，将该手卷赏赐孤本视为承载社会关系与历史信息的 “活态物证”，彻底跳出经济价值评判，聚焦其 “社会生命” 历程，分析其生产、流通、消费（赏赐与受赐）的完整过程，解读其背后的政治、文化与社会语境。同时结合伪满教育史、殖民文化政策史料与口述史材料，以单件实物为切入点展开微观研究，实现 “以物见史、以史释物” 的目标。
本文核心概念界定如下：
珂罗版：系一种照相平版印刷技术，由德国人 J. 阿尔贝特于 1869 年发明，核心原理是利用铬酸盐感光胶膜受光后硬化程度不同、对油墨吸附能力存在差异的特性，实现 “无网点” 的连续调印刷，可细腻再现书画原作的笔墨韵味、浓淡层次与色彩质感。该技术于清光绪初年传入中国，由上海徐家汇土山湾印刷所率先采用，后推广至北京、天津等地，成为民国时期美术复制品的核心工艺。
历史标本：本文自拟核心分析概念，指一件物质文化实物以其自身的多重 “生命维度”—— 图像来源、复制技术、流转轨迹、使用场景（赏赐与受赐）—— 成为特定历史时期政治、文化、社会变迁的典型证物，其价值不仅在于物质本身，更在于所承载的历史信息与叙事功能，尤其体现为伪满文化笼络策略的直接见证。
新京师道训练所：伪满时期设于新京（今长春）的最高师范培训机构，前身为 1932 年设立的 “教员讲习会”、1933 年的 “教员讲习所”，1938 年 1 月正式定名，1944 年升格为 “中央师道学院”，隶属于伪满民生部，是日伪当局推行奴化教育、笼络基层师资的核心枢纽，亦是本文所涉手卷赏赐孤本流转的关键历史节点。
赏赐孤本（特制本）：本文核心界定概念，特指延光室利用 1922-1924 年拍摄的早期玻璃底版定制的《百骏图》珂罗版特殊版，采用手卷 / 长卷装帧，无 “延光室制” 版权标识，不标价、不流通，主要供溥仪小朝廷及伪满皇宫作为政治赏赐使用，同时可用于溥仪自藏赏玩、少量赠予近臣等，与 1928 年批量印刷的 8 开标准商品本形成明确分野，其价值核心在于政治意涵而非经济价值。
标准商品本：特指延光室 1928 年利用早期玻璃底版批量印刷的《百骏图》珂罗版 8 开散页 / 册页，明码标价大洋 12 元，面向市场流通，有陈宝琛题签与赵世骏撰书影印说明，是延光室标准化的市场流通产品，其价值主要体现在经济价值与文化传播价值。
二、延光室与佟济煦：历史背景之考辨
2.1 延光室的创立与技术谱系
延光室由佟济煦于民国初年（1910 年代末至 1920 年代初）创立，是中国最早专门从事清宫内府藏画拍摄及影印的出版机构，其创立恰逢珂罗版印刷技术从西方传入中国并应用于美术出版业的关键转折期。珂罗版印刷术由德国摄影师阿尔贝特于 1869 年发明，核心是在玻璃板上涂布明胶与铬酸盐混合的感光层，通过曝光使感光层呈现精细渐变，再以油墨转印至宣纸或绢帛上，实现 “无网点、连续调” 的高精度图像复制。该方式最适用于美术印刷，能最大程度还原中国书画的笔墨韵味、墨色层次与色彩质感，相较于传统木刻版画、石印技术优势显著。珂罗版技术于清光绪初年由上海土山湾印书馆传入中国，后推广至北京等地，但多数机构仅能复制普通书画，难以承担清宫珍品的高精度复制任务。
佟济煦的独特优势在于，既熟练掌握当时先进的摄影与珂罗版制版技术，又凭借满洲镶黄旗旗人身份及与清室的密切交往，获得进入紫禁城、从内务府借出书画真迹拍摄的特权 —— 这一特权是其他出版机构与摄影师无法企及的，也是延光室产品品质与权威性的核心保障。据不完全统计，延光室影印出版的名人书画中，照相片类达 150 余种，珂罗版类超 50 种，涵盖历代名家珍品，且形成 “流通轨” 与 “赏赐轨” 双轨制生产模式，分别对应标准商品本与赏赐孤本，分别服务于市场与宫廷赏赐需求。这些复制品以高品质问世，不仅拓宽了学界、书画界与公众接触清宫典藏的渠道，打破了内府藏画垄断，更让赏赐孤本成为溥仪维持统治的重要政治工具，具有重要的文化传播意义与政治功能。
延光室的业务发展可分为两个核心时期，对本文所研究《百骏图》珂罗版赏赐孤本的版本归属具有决定性意义：
前期（约 1924 年以前）：玻璃底版摄制与赏赐孤本定制期。此阶段，佟济煦凭借内府特权，借出清宫书画真迹拍摄，制成高精度玻璃感光底版，据此少量制作珂罗版赏赐孤本，主要供溥仪小朝廷作为赏赐使用，未进入批量流通；同时少量洗印银盐照片，供清室遗臣、高端藏家赏玩。
后期（1924 年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后期复制与标准商品本批量出版期。1924 年佟济煦入内务府任职后，恪守 “公私分明” 原则，延光室停止拍摄内府新藏书画，仅利用前期玻璃底版，开展银盐照片洗印、珂罗版批量印刷及出版业务，1928 年刊行的 8 开《百骏图》珂罗版标准商品本，即是这一时期的标准化产品，明码标价 12 元面向市场流通，需明确此价格仅适用于该标准商品本，与赏赐孤本无关。
这一时期分界，构成当前延光室技术史研究的核心问题：1924 年佟济煦入内务府后不再拍摄内府新藏书画，为何 1928 年仍能批量印刷《百骏图》8 开本？结合本文所涉赏赐孤本的版本特征，可明确推断其玻璃底版早在 1924 年前已拍摄完成，后续批量印刷的标准商品本与定制的赏赐孤本，均基于既有底版开展，这也是延光室双轨制产品能够并行存在的技术基础。
2.2 佟济煦的双重角色：文化使者与历史遗民
佟济煦的命运，是理解延光室学术 “断档” 的核心钥匙。光绪二十九年（1903），佟济煦中秀才，奠定传统文人知识底色；后入新式学堂深造，系统学习西方文化与近代技术，成为兼具传统素养与近代视野的复合型人才。他开设的 “华光” 照相馆，是当时北京最具影响力的照相馆之一，也是其钻研摄影与珂罗版技术的重要平台，使其掌握了国内领先的制版与印刷技术。
清末民初的时代剧变中，佟济煦的文化理想与政治选择出现分裂。1924 年，他应召进入溥仪小朝廷内务府任职，政治立场转向 “清室遗民”；1932 年伪满洲国成立后，随溥仪北上长春，深度参与傀儡政权运作，成为溥仪信任的满洲遗臣。1934 年伪满改行帝制后，佟济煦改任宫内府警卫处处长兼护军总队长，掌管溥仪护军队伍；1937 年 “护军事件” 后，改任宫内府近侍处长，负责宫廷内廷事务，进一步贴近伪满权力核心。1945 年伪满洲国覆灭，佟济煦被苏联红军俘虏，后病逝于西伯利亚伯力俘虏收容所，一生以悲剧落幕。
佟济煦的一生充满内在张力：文化事业上，他借现代摄影与珂罗版技术，复制清宫书画珍品，拓宽中华文化传播渠道，是延续文化血脉的 “延光者”；政治道路上，他以 “清室遗民” 自居，追随溥仪参与伪满傀儡政权，其创办的延光室更成为溥仪制作政治赏赐品（赏赐孤本）的重要载体，最终沦为殖民统治的依附者。这种双重性，使其在抗战胜利后的主流历史叙事中难以获得正面评价，延光室的文化贡献也因创办人的政治选择被边缘化，长期处于学术研究视野之外。
值得注意的是，延光室当年拍摄的玻璃版底片，包括未正式出版与已出版的精品，如《孙过庭书谱》《怀素自叙帖》等，均保存完好，新中国成立后交由人民政府收藏。这些珍贵技术档案的留存，为还原延光室的复制工艺、版本谱系，尤其是双轨制产品（标准商品本与赏赐孤本）的生产逻辑提供了重要支撑，但相关档案至今未得到系统整理、展览与出版，进一步加剧了延光室研究的知识断裂。本文所涉《百骏图》珂罗版赏赐孤本，以实物物证的形式，填补了佟济煦个人命运、延光室文化贡献与伪满殖民历史之间的认知空白，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三、物质形态与版本考辨
3.1 手卷赏赐孤本的基本物理特征与图像比对
本文研究的延光室珂罗版《百骏图》手卷，系延光室专为宫廷赏赐定制的赏赐孤本，经实测与实物图像确认，其核心物理参数如下：
整体形制：横向长度 2.95m，纵向高度 0.39m，内画部分尺寸为长 2.16m、高 0.26m，为典型的 “手卷式” 观赏形态，与市肆流通的 8 开散页、册页标准商品本形制完全不同，更贴合宫廷赏赐的庄重性与实用性，凸显其与标准商品本的本质区别。
装帧工艺：采用传统手卷装帧，绫绢镶边，天头、地脚、隔水等结构齐全，符合中国书画手卷的标准形制规范，工艺精细，体现出赏赐品的高端定位，与 1928 年批量生产的标准商品本简易装帧形成明显差异，进一步印证其赏赐孤本的特殊身份。
保存状态：历经岁月流传，画面边缘存在自然的虫蛀、水渍痕迹，纸张 / 绢底呈现符合年代特征的老化色泽，无人工做旧痕迹，印证了其流传年代的真实性，也符合伪满宫廷赏赐品的流传特征。
印刷形式：画面为黑白色调珂罗版印刷，无设色，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郎世宁《百骏图》绢本真迹的彩色设色不同，为延光室珂罗版赏赐孤本的典型单色复制形态，与 1928 年 8 开标准商品本的色彩呈现（部分设色、部分单色）亦有区别。
结合手卷高清全图及局部场景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百骏图》绢本真迹的逐段比对，可确认以下事实：
整体构图与场景完整性
手卷完整复刻了郎世宁《百骏图》的全部场景，从卷首的山水树木、人物活动，到中段的群马放牧、溪岸休憩，再到卷尾的奔马群像，无任何画面裁切、缺漏或改编，整体构图、景物分布与绢本真迹完全一致，体现了延光室珂罗版的高保真复制水准，这也是赏赐孤本能够作为宫廷赏赐品的核心品质保障。
核心场景的 1:1 复刻验证
选取手卷中三处典型场景与绢本真迹进行比对，均呈现高度一致性：
群马休憩场景：马匹数量、姿态、相对位置，以及背景的树木、坡地、草丛形态，与绢本完全吻合，无任何改动或变形；
古松帐篷场景：虬曲古松的枝干结构、松针分布，帐篷形制、人物动态与服饰，以及远景山峦轮廓，均与绢本真迹一一对应；
双干古木与奔马场景：树木的分叉结构、枯枝形态，奔马的动态与朝向，与绢本真迹完全一致，灰度层次精准还原了原作的光影关系。此比例的一致性，排除了该手卷为后期拼接装裱的可能性，证明其为一次成型的定制版本。
鉴藏印的复制与溯源
手卷画面仅钤印一枚 “嘉庆御览之宝” 藏印，为椭圆形篆书朱文玺，印文 “嘉、庆、御、览、之、宝” 六字以顺时针方向环绕排列，笔画圆劲流畅，布局匀称规整，边框线条清晰，是清代宫廷鉴藏印的典型形制与篆法风格。该印的印文、形制、钤盖位置，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百骏图》绢本真迹上的同枚鉴藏印完全一致。经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郎世宁《百骏图》绢本真迹的公开影像及官方著录比对，该印的形制、印文结构、钤盖位置与真迹上的同枚鉴藏印特征完全一致。此印为珂罗版印刷工艺直接复制而成，线条均匀、无后添或仿刻痕迹，确证手卷母本源自清宫内府旧藏，这也是其能够作为宫廷赏赐孤本的重要身份背书。画面未出现乾隆皇帝的鉴藏印（如 “乾隆御览之宝”“三希堂精鉴玺” 等），亦无其他清宫鉴藏印，此特征与绢本真迹的多印形态存在差异，反映了延光室拍摄所用母本的特殊性，也可能与赏赐孤本的简约定位相关。
版权标识与版本属性（赏赐孤本核心特征）
手卷画幅内外均无 “延光室制” 版权标识，这是其作为赏赐孤本的核心特征之一，与 1928 年刊行的延光室 8 开标准化商品本形成明确区别 —— 标准商品本均有清晰的 “延光室制” 版权标识，用于市场流通中的身份确认与防伪。结合其罕见的手卷装帧形态、精细的装帧工艺，可明确判断该手卷并非市肆流通的标准商品，而是延光室专为溥仪小朝廷及伪满皇宫定制的赏赐孤本，不标价、不流通，仅用于政治赏赐，其价值核心在于政治意涵，不适用标准商品本的 12 元价格体系。经以手卷实物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郎世宁《百骏图》绢本真迹进行直接比对，手卷画面所钤 “嘉庆御览之宝” 椭圆形篆书朱文玺，其印文笔画、字形结构、尺寸比例及钤盖于画面的具体位置，与原作真迹上的同枚鉴藏印完全一致，无任何差异。该印为珂罗版印刷工艺直接复制，无后添或仿刻痕迹，确证手卷母本源自清宫内府旧藏。需说明的是，上述比对已以实物与真迹高清图像 / 出版物逐项对照完成，结论可靠。论文作者已以手卷实物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郎世宁《百骏图》绢本真迹（出版物 / 高清图像）进行直接比对，确认两枚 “嘉庆御览之宝” 藏印完全一致。这一实证结论，为手卷的母本来源提供了最直接的物证支撑，增强了版本鉴定的可信度。
3.2 “佟” 字防伪标记的系统考察
经细致观察，该手卷画面隐蔽位置（如树叶间隙、草丛深处、水泽边缘）分布有约五处微缩篆书 “佟” 字，分布均匀、形态一致，字迹虽小但放大镜下清晰可辨，是延光室为防止盗版设置的独家防伪标记，经拍卖市场著录与收藏史料记载可确认其真实性，且该标记在赏赐孤本与标准商品本中均有分布，是确证其为延光室原版珂罗版的核心技术证据。其技术原理为：延光室在拍摄所用玻璃底版上，于画面树叶间隙、草丛深处、水泽边缘等不显眼位置，嵌入微缩 “佟” 字，这些字迹随底片成像，经珂罗版制版工序同步转印至印刷品，形成难以通过翻拍去除的 “基因式标记”。
该手卷中的 “佟” 字分布均匀、形态统一，字迹虽微小，但放大镜下清晰可辨，从技术层面排除后人仿印、翻拍的可能，确证其为延光室原版珂罗版赏赐孤本。需要说明的是，因手卷年久存在虫蛀、水渍痕迹，部分区域可能原有 “佟” 字已模糊或缺失，故以 “约五处” 为目前可辨识的数量。为进一步提升版本鉴定的严谨性，可通过系统图像取证，将该手卷赏赐孤本与 1928 年延光室刊行的 8 开《百骏图》珂罗版标准商品本进行逐页比对，重点关注四个维度：一是 “佟” 字在两者画面中的具体分布位置，排查是否存在固定规律；二是双马叠影等人马核心图像中 “佟” 字的嵌入位置，分析其光学成像痕迹；三是 “佟” 字自身的字形、大小、清晰度差异，判断是否存在底版版本的区分；四是两者墨色浓淡、印痕深浅的差异，为确定生产时序提供技术支撑。
3.3 珂罗版与 “银盐照片版” 的概念澄清
讨论延光室产品，必须厘清 “银盐照片版” 与 “珂罗版” 的核心差异，这是版本代际辨识的基础，也是当前学界与收藏界的主要认知误区。两者分属不同复制技术体系，性质迥异，不可混淆，且均存在于延光室的双轨制产品（标准商品本与赏赐孤本）中。
“银盐照片版” 属于银盐接触印相工艺，直接以拍摄玻璃底版曝光于相纸显影而成，信息损失极小，每一张成片均具有唯一性，可视为 “原作之子”，多为延光室前期少量制作，供清室遗臣赏玩，未用于批量赏赐或市场流通。“珂罗版” 则属于照相平版印刷术，以玻璃底版为中介制作感光印版，通过油墨转印批量生产，虽为当时最精微的印刷方式，但经制版、上墨、转印等多道工序，图像细节层次会出现不可避免的耗损。
经实物比对确认，本文所涉手卷为珂罗版印刷，并非银盐照片版，这意味着该手卷并非孤品级 “原底照片”，而是利用同一套底版批量印制的赏赐孤本 —— 其珍贵性，不在于 “孤品” 身份，而在于其 “赏赐孤本” 的特殊属性、罕见的手卷装帧，以及与伪满殖民文化笼络策略的深度关联，这与 1928 年 8 开标准商品本 “以市场价值为核心” 的定位完全不同，更不适用标准商品本的 12 元价格体系。
四、版本谱系与生产时序辨析
4.1 延光室《百骏图》的双轨制版本谱系
结合现有史料与实物遗存，可将延光室《百骏图》的版本谱系明确划分为 “流通轨” 与 “赏赐轨” 双轨制，各轨制下分不同代际，特征清晰、时序明确，彻底切割赏赐孤本与标准商品本的界限，明确二者的核心差异：
（一）流通轨（标准商品本）：面向市场，批量生产，明码标价
第一代（1922—1924 年）：玻璃底版摄制期。此阶段，佟济煦依托内府特权，借出郎世宁《百骏图》真迹拍摄，制成高精度玻璃感光底版，核心成果为底版本身，未进入批量商品生产阶段，仅少量制作银盐照片供高端赏玩。
第二代（约 1928 年前后）：珂罗版批量印刷期。利用 1922-1924 年拍摄的玻璃底版制作珂罗版印版，批量印刷后装订为 8 开册页或散页出售，明码标价大洋十二元，需明确此价格仅适用于该标准商品本，与赏赐孤本无任何关联，也不可用于衡量赏赐孤本的价值。该版本含 13 张散页，有陈宝琛题签、赵世骏撰书影印说明，是延光室珂罗版《百骏图》的标准化商品，存世量相对较多，拍卖市场常见，其价值主要体现在经济价值与文化传播价值。
（二）赏赐轨（赏赐孤本）：仅供宫廷赏赐，定制生产，不标价、不流通
第一代（1922—1924 年）：玻璃底版摄制期。与流通轨同期，核心成果为玻璃底版，为后续赏赐孤本定制提供技术基础。
第二代（约 1924 年前后）：珂罗版定制期。利用 1922-1924 年拍摄的玻璃底版，专为溥仪小朝廷定制手卷 / 长卷形制珂罗版赏赐孤本，无版权标识、无题签与说明，采用精细手卷装帧，不标价、不流通，主要供宫廷赏赐使用，同时可用于溥仪自藏赏玩、少量赠予近臣等，存世量极少，本文所涉 2.95m 手卷即属于此类。其黑白形制可能与早期珂罗版印刷工艺的试验性有关，也可能与赏赐孤本的简约、庄重定位相契合，其价值核心在于政治意涵，而非经济价值。
本文所涉 2.95m 手卷，画面内容与流通轨标准商品本完全一致（均基于同一套玻璃底版复制），但装帧形态、色彩呈现（黑白而非原作设色）、版权标识（无）均与标准化商品本不同。结合延光室业务发展的时间分界，可明确判断该手卷并非 1928 年批量生产的标准商品本衍生版本，而是利用 1922-1924 年拍摄的玻璃底版，在 1924 年佟济煦入内务府前后，专为溥仪小朝廷定制的珂罗版赏赐孤本，属于延光室双轨制中 “赏赐轨” 的核心产品；需说明的是，1924-1928 年间延光室是否持续为溥仪定制此类赏赐孤本、“赏赐轨” 是否仅限于 1924 年前后这一批次，现有证据尚无法明确界定。此外，该手卷不适用标准商品本的 12 元价格体系。
4.2 2.95m 手卷赏赐孤本的版式来源与性质
该手卷赏赐孤本与 1928 年 8 开标准商品本的尺寸差异显著：手卷整体长 2.95m、高 0.39m（内画长 2.16m、高 0.26m），而 1928 年 8 开散页单页尺寸约 50×35 厘米，全套 13 张连缀后总长约 450—470 厘米。2.95m 的整体长度与 0.39m 的高度，形成了典雅的手卷比例，与 1928 年 8 开散页的尺寸体系无直接关联，进一步印证其独立定制性质。这种尺寸差异，指向其特殊的版式来源与定制性质，进一步印证其 “赏赐孤本” 的身份，与标准商品本的 “市场流通” 定位形成鲜明区别，也再次说明二者价值体系的独立性。
从装帧逻辑与历史语境分析，该手卷不可能是 1945 年伪满皇宫散乱后，民间巧匠利用 8 开标准商品本散页拼接装裱而成 —— 手卷装帧需在印刷时预留天头、地脚、隔水等尺寸，事后拼接难以实现规范形制，且拼接痕迹会破坏画面完整性，与该手卷品相特征不符；同时，拼接而成的手卷无 “佟” 字防伪标记的连贯分布，也无法呈现与台北故宫真迹完全一致的图像细节，进一步排除拼接可能，确认其为延光室定制的赏赐孤本。
综合判断，该手卷应为延光室利用 1922-1924 年玻璃底版，专为溥仪小朝廷及伪满皇宫定制的 “非卖品” 赏赐孤本。其手卷装帧形制，与溥仪在伪满皇宫保留的清宫遗风高度契合，更接近原作的展阅体验，符合溥仪作为 “末代皇帝” 的收藏趣味与赏赐需求。未来可将该手卷的绫绢镶边材质、纹样，与伪满皇宫现存装裱文物进行比对，进一步确认其定制属性与流转关联，为其 “赏赐孤本” 身份提供更充分的实物佐证。
4.3 延光室《百骏图》双轨制产品的文化与政治价值差异
延光室《百骏图》的双轨制产品，在价值定位上存在本质差异：流通轨标准商品本的核心价值在于文化传播与经济价值，而赏赐轨赏赐孤本的核心价值在于政治功能与历史价值，二者互不关联、互不适用对方的价值体系，尤其需明确，标准商品本 12 元的标价与赏赐孤本无任何关联，不可混淆。
1928 年 8 开标准商品本的明码标价 “大洋十二元”，仅反映该标准商品本的市场定价，对应当时普通职员月薪二元左右的收入水平，侧面反映其高端收藏定位，这一价格体系仅适用于流通轨标准商品本，与本文所涉赏赐孤本无任何关联 —— 赏赐孤本不标价、不流通，其价值不在于经济层面，而在于 “赏赐” 行为本身蕴含的政治意涵，以及作为历史标本的学术价值，远非标准商品本的 “十二元”（半个月工资）所能衡量。
延光室珂罗版《百骏图》标准商品本在近代文化传播史上占据独特坐标，其问世早于北平故宫博物院同类影印本，首次以 “毫发毕现” 的画质，将深藏清宫近二百年的郎世宁精品，系统性呈现在中文世界的学者与公众面前，打破了内府藏画的垄断格局。赵世骏在商品本影印说明中提及 “尤于康熙内府《耕织图》及西洋输入玻璃版术有深契焉”，明确将延光室珂罗版技术置于中西印刷术交流脉络中定位，既体现了对民国珂罗版技术水准的自信，也赋予标准商品本 “中华雅文化吸收西方技术” 的文化内涵。
而赏赐孤本的价值，不在于文化传播，而在于政治功能，从 “社会生命” 视角来看，其价值体现在三个核心层面：对溥仪而言，它是维持小朝廷与伪满内部忠诚的低成本政治工具；对受赐者而言，它是改变命运的身份跃迁凭证，价值远非半个月工资（12 元）所能衡量；对历史研究而言，它是我们今天得以窥见伪满 “文化笼络” 策略的珍贵历史标本。这种价值差异，是延光室双轨制产品的核心特征，也是本文研究的核心切入点 —— 彻底跳出对标准商品本经济价值的关注，聚焦赏赐孤本的 “社会生命” 与政治意涵，还原其在伪满殖民统治中的独特作用。
五、历史的叠影：从故宫到伪满的流转与文化意涵
5.1 溥仪与清宫书画的盗运及流散
1922 年至 1924 年间，溥仪以 “赏溥杰” 为名，分批次将大量清宫书画古籍盗运出宫，这是清宫文物流散史上的重要事件。据伪满皇宫博物院考证，溥仪盗运出宫的字画共计 30 余箱、约 1300 余件，均为历代名家珍品，后存放于长春伪满皇宫 “小白楼”—— 一幢二层日式钢筋水泥建筑，对外称 “图书馆”，是日本人为溥仪修建的文物库房，专门用于保存善本图书与古玩字画。1945 年日本战败后，溥仪仓皇逃离伪满皇宫，仅随身携带 120 余件珍贵书画，其余存放于小白楼的文物遭到哄抢、散佚，多数流失民间或海外。
延光室珂罗版《百骏图》赏赐孤本虽非原作，但作为溥仪小朝廷时期即可赏玩的宫廷特制复制品，具备随溥仪北上长春的可能性，且其 “赏赐孤本” 的身份，决定了其必然进入伪满皇宫的收藏体系，成为溥仪用于政治赏赐的重要物资。结合该手卷的版本特征与流传线索，其理想流转轨迹可梳理为：清宫内府母本→延光室借出拍摄（1922—1924 年）→珂罗版手卷赏赐孤本定制完成→溥仪或其近臣收藏→1924 年底随溥仪出宫赴天津→1932 年转运至长春伪满皇宫→1945 年伪满败亡后散失民间。这一流转轨迹，虽缺乏直接文字档案佐证，但 “佟” 字防伪标记与 “嘉庆御览之宝” 玺印，已确认其 “宫藏母本 — 延光室复制” 的核心来源，为轨迹还原提供了关键实物支撑。
5.2 新京师道训练所：伪满殖民教育的核心枢纽
该手卷赏赐孤本的流转线索，核心依托藏品后人提供的口述史证据：该手卷系辽宁省义县某小学教员，赴新京（今长春）中央师道训练所（俗称 “新京师道训练所”）培训结业时获赠。结合该教员 “小学教员 — 教谕” 的身份变迁（结业后晋升为教谕，获伪满高等官判任官身份），可还原伪满殖民教育的笼络机制，明确新京师道训练所的历史定位与功能，也进一步印证了该手卷 “赏赐孤本” 的核心价值 —— 作为身份跃迁的凭证，其价值远非标准商品本的 “十二元”（半个月工资）所能衡量。
新京师道训练所（1944 年升格为中央师道学院），1938 年 1 月正式成立，校址设于伪满新京南岭（今吉林大学南岭校区），与伪满最高学府 “大同学院” 毗邻，隶属于伪满民生部，是伪满全国最高级别的师范培训机构。其前身为 1932 年的 “教员讲习会”、1933 年的 “教员讲习所”，核心使命是为东北沦陷区培训符合 “日满一心、王道乐土” 殖民理念的基层师资，是日伪推行奴化教育、笼络基层知识分子的核心枢纽。
该机构的培训对象以东北各地在职小学教员为主，兼顾部分中学教员与教育行政人员，培训周期为半年至一年。课程体系以 “建国精神”“国民道德”“日语教育” 为核心，彻底剔除中国传统文化认同，重点灌输殖民奴化思想，本质是通过控制师资，实现对东北青少年的文化洗脑。日伪当局明确宣称，设立该机构的目的是 “育成忠良国民，必须先行养成强化而优秀之教授阵”，直白暴露其殖民教育本质。
学员结业需通过严格的 “思想考核”，表现优异者可获 “教谕” 职衔 —— 这是伪满教师体系中的高等官（判任官）身份，相当于县级教育主管或资深校长，是殖民教育体系内对基层教员的最高认可。从普通小学教员晋升为教谕，不仅意味着薪资、地位的显著提升，更标志着其被纳入伪满殖民统治核心圈层，成为日伪推行奴化教育的 “骨干力量”。该手卷赏赐孤本的获赠者，正是这一身份跃升过程的直接受益者，其身份变迁印证了伪满教育赏赐制度的针对性与笼络性，也凸显了赏赐孤本作为 “身份凭证” 的独特价值，这种价值与标准商品本的经济价值无任何关联。
5.3 殖民笼络的文化载体：手卷赏赐孤本的赏赐逻辑与流转闭环
伪满政权的文化笼络策略，本质是通过 “恩威并施” 的方式，驯化东北沦陷区的基层精英，构建殖民统治的合法性，而延光室珂罗版《百骏图》手卷赏赐孤本，正是这一策略的具象化载体。其赏赐逻辑并非随机的 “恩宠馈赠”，而是精准对接伪满殖民统治的核心需求，形成 “皇权符号 — 精英认同 — 统治巩固” 的完整闭环，而手卷的流转轨迹，正是这一闭环的物质呈现，与标准商品本的市场流通逻辑有着本质区别。
从赏赐主体与对象来看，赏赐孤本的发放呈现出鲜明的 “层级化” 特征，这与伪满殖民统治的等级体系高度契合。赏赐主体是溥仪及伪满皇宫核心圈层，作为殖民统治的 “象征符号”，溥仪虽无实际政治权力，却通过 “赏赐” 这一传统皇权行为，延续其 “末代皇帝” 的身份认同，同时借助清宫文化符号，弱化殖民统治的异质性。赏赐对象则精准锁定两类人群：一是伪满政权的核心官僚与满洲遗臣，用于维系内部忠诚；二是新京师道训练所等殖民教育机构的优秀学员，即像义县小学教员这样的基层知识分子与师资骨干 —— 这类人群是殖民奴化教育的 “传声筒”，其对伪满政权的认同，直接决定了奴化教育的推行效果，也是赏赐孤本最核心的发放对象。
本文所涉手卷的赏赐逻辑，正是这一策略的典型体现：义县小学教员赴新京师道训练所受训，本质是接受伪满殖民思想的驯化与筛选，其通过严格的 “思想考核” 并晋升为教谕，意味着已被殖民体系认可为 “忠诚可靠” 的基层骨干。此时授予延光室珂罗版《百骏图》手卷赏赐孤本，绝非单纯的物质奖励，而是一套精心设计的 “符号赋能” 仪式 —— 手卷所承载的清宫文化符号（嘉庆御览之宝、郎世宁宫廷画作），被伪满政权借用为 “皇权延续” 的象征，赏赐行为则将受赐者与 “伪满皇权” 绑定，形成 “恩威并施” 中的 “恩宠” 环节，进而实现 “笼络人心、巩固统治” 的核心目标。
从流转闭环来看，该手卷的 “社会生命” 始终围绕伪满殖民笼络策略展开，形成 “生产 — 赏赐 — 认同 — 维系” 的完整链条。其生产环节，延光室利用清宫内府母本复制，赋予手卷 “宫廷正统” 的文化外衣，成为伪满政权可借用的符号资源；赏赐环节，溥仪及伪满皇宫核心圈层作为主体，将手卷精准发放给经筛选的基层精英，完成 “恩宠” 的传递；受赐环节，以义县小学教员为代表的受赐者，将手卷视为身份跃迁的凭证与殖民政权的 “认可勋章”，在接受赏赐的同时，也隐性接受了殖民统治的合法性叙事；维系环节，受赐者凭借 “教谕” 身份与手卷所代表的 “皇恩”，在基层教育体系中推行奴化教育，成为殖民统治的 “传声筒”，反向巩固伪满政权的统治根基。这一闭环，让手卷超越了 “书画复制品” 的物质属性，成为伪满殖民文化笼络策略的 “活态载体”。
六、结论
本文以民间所藏延光室珂罗版《百骏图》2.95m 手卷赏赐孤本为核心研究对象，综合运用版本学、技术史与物质文化史方法，结合伪满殖民教育史料与口述史线索，对其物质形态、版本归属、流转脉络及历史意涵进行了系统考辨，得出以下核心结论：
第一，延光室《百骏图》存在明确的 “流通轨” 与 “赏赐轨” 双轨制版本谱系，二者在生产目的、装帧形态、版权标识、价值定位上形成鲜明分野。流通轨为 1928 年批量印刷的 8 开散页标准商品本，明码标价大洋 12 元，面向市场流通，核心价值在于文化传播与经济价值；赏赐轨为利用 1922-1924 年拍摄的早期玻璃底版定制的手卷 / 长卷特殊版，无版权标识、不标价、不流通，核心价值在于政治功能与历史价值，本文所涉 2.95m 手卷即属于赏赐轨的核心产品，为延光室专为溥仪小朝廷及伪满皇宫定制的赏赐孤本。
第二，该手卷以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郎世宁《百骏图》绢本真迹为母本，经延光室珂罗版工艺 1:1 复刻，画面所钤 “嘉庆御览之宝” 鉴藏印与真迹完全一致，隐蔽位置分布的微缩 “佟” 字防伪标记，确证其为延光室原版制品，排除后人仿印、拼接的可能。其 2.95m 手卷装帧、黑白色调印刷、无版权标识的特征，进一步印证了其 “宫廷赏赐” 的特殊属性，与 1928 年标准商品本形成明确区别。
第三，该手卷的流转轨迹可梳理为 “清宫内府母本 — 延光室复制 — 伪满皇宫赏赐 — 新京师道训练所转赠 — 义县小学教员获赠” 的完整链条（尚需更多文字档案佐证），这一轨迹将郎世宁的宫廷艺术、延光室的民国印刷技术、伪满的殖民教育制度与文化笼络策略，在物质层面交汇为一件不可复制的 “历史标本”。
第四，该手卷的核心历史价值，在于其作为伪满文化笼络策略的具象化载体。伪满政权借用清宫文化符号，通过赏赐手卷的方式，驯化基层知识分子与师资骨干，构建 “皇权符号 — 精英认同 — 统治巩固” 的笼络闭环，而手卷的 “社会生命”，正是这一殖民策略从实施到瓦解的完整记录。
本文的研究意义，在于突破传统书画史 “以原作为中心” 的研究范式，彻底跳出经济价值评判框架，从 “社会生命” 视角解读宫廷复制品的历史价值，填补了延光室双轨制版本研究、伪满宫廷复制品研究、殖民教育赏赐制度研究的空白。同时，通过对单件手卷的微观考证，实现了 “以物见史、以史释物” 的目标，揭示了近代中国 “历史遗民”（佟济煦）的命运困境、民国印刷技术的发展脉络与伪满殖民文化的运作逻辑，为完善近代中国出版史、印刷史、殖民文化史提供了新的实物证据与研究视角。
本研究仍存在一定局限：一是手卷流转链条缺乏直接文字档案佐证，需后续结合伪满皇宫档案、新京师道训练所学员名录等史料进一步考证；二是对延光室赏赐孤本的生产批次、定制数量尚未明确，需依托更多同类实物遗存展开比对研究；三是对 “佟” 字防伪标记的系统分析不够深入，未来可结合延光室玻璃底版档案，进一步探究其技术细节与使用规律。这些不足，也为后续相关研究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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